新信贷模式：Kiva的“混合型组织”转型之路
Kiva诞生之初，是一个广受欢迎的P2P众筹平台。其可持续性有赖于三个收入来源：用户在交易过程中捐出的小费；从Kiva的银行余额中产生的利息；过期的Kiva礼品卡。
Kiva正在推行的大胆战略，远远超越了其作为小额信贷众筹平台的最初使命和传统。它现在将自身定位为不仅仅是一个贷款平台，而是通过建设技术基础设施，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人们纳入全球银行体系铺路。
Kiva正在引入一种分级管理方法：最前沿的贷款仍将不收利息或采用低利率，但有主流产品且产生足够现金流的成熟小额信贷机构将需要支付较高的利息或平台费。
▲ 48岁的杰柯琳（右）是肯尼亚的一名农民兼店主。她用Kiva提供的贷款买了一头奶牛，在自家店里的货架上增添了牛奶和酸奶产品（照片由利德·维迪亚蒂摄/Kiva提供）
全文约11000字，建议收藏细读
2003年，25岁的杰西卡·杰克利（Jessica Jackley）是斯坦福商学院公共管理项目的一名教职工。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一次演讲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建了格莱珉银行，专业推广小额信贷扶贫方案，以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大多数金融机构发放贷款需要借方提供抵押品和信用记录，而这正是低收入国家的穷人拿不出来的。小额信贷为穷困人口，尤其是有抱负的创业者提供一种可持续、以市场为导向的借贷方式。尤努斯的努力让他赢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杰克利决定辞职，搬到东非去亲身体验小额信贷。她的丈夫马修·弗兰纳里（Matt Flannery）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当时在TiVo做计算机程序员。几个月后，他加入她的行列，俩人在非洲进行长时间的考察。
杰克利在2015年的自传中写道：“我想让朋友和家人去感受这些新的创业故事。我还想让他们以全新的方式作出回应——不是捐赠，而是贷款。”
2004年，这对夫妇回到旧金山，并着手开发一个网站，将亲戚、朋友和熟人与需要小额贷款的东非人连接起来。2005年4月，夫妇俩做好了启动一个试点项目的准备，为乌干达的一位牧师、社区领袖摩西·奥尼安戈所推荐的7笔贷款需求提供众筹资金，总额3500美元。
杰克利和弗兰纳里上传了贷款人的照片和故事，并通过电子邮件将筹款请求发送给两人婚礼邀请名单上的300个人。伊丽莎白·奥马拉是七名贷款人中的一位，她是一名寡妇和七个孩子的母亲。她计划用申请的500美元贷款来扩大她的贩鱼生意。短短几天，发布的7笔贷款申请全都筹满了资金。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美好的事情发生了，”杰克利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回忆道：“创业者拿到了贷款，有了收入；他们的生意真的增长了；他们能够自食其力，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
受到这次成功试验的鼓舞，这对夫妇决定将网站Kiva正式上线，向公众开放。普雷马·沙赫（Premal Shah）在PayPal工作时一直在运营一个小额信贷试点项目。他离开了PayPal，加入了杰克利和弗兰纳里的创业项目，并成为联合创办人。
截至2018年底，Kiva已向300万名借款人发放了来自130万名投资人的12亿美元贷款。然而，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增长，需要在执行创始人最初愿景的层面上做出妥协。早在2009年，Kiva就曾因其运营模式的透明度和影响力评估而引发诸多争议。在保持低调的同时，Kiva开始尝试不同的模式来化解这些批评。
2018年，Kiva决定对机构使命进行重新定义。Kiva将新的宗旨设定为“扩大金融服务，以帮助服务匮乏的社区繁荣发展”，取代了原先“通过借贷将人们连接起来，以减轻贫困”的宗旨。自从Kiva作为一种基于众筹的借贷模式诞生以来，“连接人与人”和“借贷”就一直是Kiva的主要特征，但新的使命宣言并没有出现这些表述。这一变化反映了一个新的现实：Kiva为了寻求更广更深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了融合多个业务内容的组织，尽管金融普惠仍是一条统一的主线。
沙赫在2018年之前一直担任Kiva的总裁，也是唯一还留在Kiva的联合创始人。他说：“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一直在低调地、锲而不舍地追求影响力。这很难做到，也难以衡量。但至关重要。”
草创期：非营利的P2P众筹平台
Kiva于2005年正式推出，定位为一个个人对个人（P2P）的众筹平台，用户/投资者提供贷款给需要少量资金进行小本创业的海外借款人。单笔贷款的下限是25美元。几位创始人组建了一支充满激情的团队，办公室就是沙赫的家。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团队成员都不拿工资。
Kiva继续依靠故事和人际关系的力量来筹集资金，人气迅速攀升。2007年，联合创办人弗兰纳里在为《创新》（Innovations）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在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建立的人际关系，为小额信贷运动带来了新的投资人社群。”
Kiva与海外地方合作伙伴结成了网络，一起寻找借款人。这些合作伙伴通常是刚起步，或者缺乏其他资金来源的小型小额信贷机构。Kiva的合作伙伴负责管理贷款，帮忙准备供Kiva用户查看的借款人档案，并定期提供关于借款人用款进度的信息。
截至2007年春，Kiva已为6万名用户借出资金，通过40个小额信贷合作伙伴累计向借款人提供了600万美元的贷款。用户们被各种各样的创业故事深深吸引：加纳的养蜂人、柬埔寨的菜农、尼加拉瓜的热狗小贩、加沙的木匠等等。弗兰纳里回忆说，Kiva用户对借款人有着偏好。“一位卖水果的非洲女性几个小时内就能筹到资金。一位尼加拉瓜的小商贩可以在几天内可筹得资金。而一位保加利亚的出租车司机需要几周时间才能获得贷款。”
Kiva在2007年夏天获得了美国大众的广泛关注。热门电视节目奥普拉·温弗瑞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决定介绍这个组织。在节目中，来自西雅图的手工艺人安妮·布朗讲述了自己贷款给厄瓜多尔一名女裁缝的故事。布朗称Kiva是一种“终极购物体验”。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他的新书《给予》（Giving）中提到了Kiva。Kiva的网站因流量突然激增而一度崩溃。随着奥普拉观众向Kiva投入更多资金，Kiva能够购买更大的服务器。
作为一个美国501(c)(3)非营利组织，Kiva并没有向用户或地方合作伙伴收取任何利息、平台使用费或佣金。Kiva的创始人希望避免机构被定性为金融证券发行人而由此引起的繁琐法律事宜。得益于沙赫的关系，PayPal免费为Kiva处理所有金融交易。Kiva用户的贷款得到偿还后，有三种选择：把钱取出来，作为“小费”捐给Kiva，或者再借出去。事实证明，再借出去是最受欢迎的选择：只有不到10%的资金被贷款人提走。这种资金再循环有助于推动Kiva贷款资产组合的增长。
Kiva的可持续性有赖于三个收入来源。最大的来源是用户在交易过程中捐出的小费。2008年，约有一半的Kiva用户捐了小费，总计200万美元。第二个来源是从Kiva的银行余额中产生的利息，主要是来自贷款人、尚未拨付给小额信贷机构合作伙伴的资金。2008年，这部分资金产生了40万美元的收益。第三个来源是过期的Kiva礼品卡，这些礼品卡可以在Kiva网站上使用，但因未及时兑换而过期。2008年，因礼品卡过期而产生的收益达30万美元。
这三个收入来源为Kiva在2008年的410万美元预算贡献了270万美元。剩下的资金缺口来自其他捐款和筹款活动。考虑到需要在40多个国家进行尽职调查，Kiva的一些领导人认为这一资金缺口是不可避免的。其他人则认为Kiva应该努力实现自我造血。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而Kiva仍然部分依赖外部资金。
质疑：虚构的风波
2007年夏天，Kiva的人气度大大提升，但与此同时，其核心模式也受到了挑战。Kiva的第一位合伙人摩西·奥尼安戈，被发现发布虚假的借款人资料和挪用资金。弗兰纳里回忆道：“摩西用他的贩鱼、牧羊和销售二手衣服的故事点亮了早期的Kiva。但随着Kiva的逐渐壮大，摩西开始编造虚假借款人的动人谎言。”Kiva决定公开此事，将涉及到的25万美元款项退还给了贷款人，其中大多数人决定将退款再投资于新的Kiva贷款。
然而，更多的合伙人失职或公开欺诈事件还是接踵而至。KiVA决定,通过招募和寻求外部专家意见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尽职调查。安永向其捐赠了价值100万美元的服务。如今，Kiva通过实地考察谨慎筛选借贷机会，而且Kiva的投资委员会在批准贷款前会审查相关调查结果。
发展中国家成了Kiva运作的主战场。这家曾经的硅谷创业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在科技和国际援助发展的交叉领域里的一家混合型组织。Kiva的内部讨论更多关注如何使小额信贷风险最小化，而不是影响力。Kiva的首席投资官查德·斯特本兹（Chad Sterbenz）表示:“我们相信，通过Kiva网站获得的每1块钱，能顺利交到发展中国家一个信誉良好的小额信贷合作伙伴手中，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斯特本兹在影响力投资领域工作了6年后，于2013年加入Kiva。
Kiva继续快速增长，截至2008年共发放了3600万美元的小额信贷。为了将风险降至最低并实现规模化，它的投资组合开始向大型小额信贷机构倾斜。凯西·吉斯（Kathy Guis）于2010年开始与Kiva的地方合作伙伴合作，现在是合作伙伴投资高级主管。她说：“因为我们避开了风险较高的合作伙伴，到2010年，Kiva的风险状况相当低，尽管我们获得的资本在寻求影响力方面可能更愿意冒险。”
当Kiva刚成立时，在Kiva网站上发布的每笔贷款需求都必须先单独筹得资金，借款人才能收到这笔钱。但后来，Kiva的一些大型小额信贷机构合作伙伴寻求更快地发放贷款，并批量处理交易。现在，各笔借款需求可以在筹足资金之前发放。
2009年10月，经济学家大卫·鲁德曼（David Roodman）发表了一篇被疯传的文章，其标题是《Kiva的真相》。他写道：“Kiva构建的所谓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部分是虚构的。我怀疑大多数Kiva用户并没意识到这一点。”
其他批评者则称，Kiva没有公开新的地方合作伙伴向借款人收取利息的做法。（Kiva向合作伙伴提供的资金是无息的。）小额信贷顾问休·辛克莱（Hugh Sinclair）甚至指责Kiva“故意欺骗潜在借款人”：“Kiva不断用照片讲述动人的故事，但却没有提及穷人被迫支付的利息。”
Kiva的管理团队震惊了。他们把透明度作为机构的核心价值，从不打算向用户隐瞒任何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Kiva试图通过网站上的附加链接的方式提供大部分相关信息，而不是让普通用户在打开网站时就淹没在大量信息中。
鲁德曼认为，迫使借款人依赖众筹参与者的心血来潮来获取资金是一种侮辱。但他也指出，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不受Kiva的控制：贷款人、捐助者往往不重视贷款内容的细微差别或实际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只想看动人的照片和故事，让自己感觉良好。
▲ Kiva的联合创始人杰西卡·杰克利（左图）和马修·弗兰纳里
反思：小额信贷的扶贫效果并不理想？
正值Kiva调整运营模式之时，小额信贷本身作为扶贫工具正面临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批评者指责小额信贷机构的高利率和激进策略，令借款人背负沉重的债务。2010年，印度安得拉邦有80多名债务累累的借款人（与Kiva无关）自杀身亡。
随机对照试验也表明，小额信贷的扶贫效果并不理想。接受贷款的穷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投资做生意，而且往往以失败告终。在2015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经济学家阿巴希·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迪恩·卡兰（Dean Karlan）和乔纳森·辛曼（Jonathan Zinman）总结道：“通过汇总和解释多项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小额信贷具有适度的积极作用，但没有变革性的效果。”
沙赫回忆道：“Kiva模式就是建立在小额信贷是一种有效的扶贫工具的假设上的。但随机对照试验表明，实际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穷人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总体而言并不大。因此，我们有责任反思：“如何才能提高影响力？”
Kiva的领导人仍然坚信，即使大型小额信贷机构的标准借贷模式效益不高，Kiva提供的贷款也至少发挥了一些作用。“如果小农户需要贷款购买化肥，而他们的第一笔还款将在两周内到期，那么他们就没有机会用好这笔贷款，”格拉萨诺说：“但如果向农民提供与其现金流相适配的灵活借贷条款，就可以大大改善所产生的影响。”
在追求切实的影响力的过程中，Kiva的领导人变得更愿意接受风险去尝试新的小额信贷模式。“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目标并不是避免冒险，”吉斯说：而是为了更加了解我们承担的风险，并评估与潜在影响有关的风险。”
然而，Kiva要说服资助人和小额信贷机构合作伙伴接受这种思维并非易事，因为他们更关注还款率，而不是影响力的大小。而且，Kiva不能简单地放弃多年来建立的各种关系和投资组合。Kiva开始开拓新的伙伴关系，寻找愿意尝试有更大影响潜力的创新小额信贷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比如为贫困学生设立贷款项目的教育机构。
要说服地方合作伙伴和出资人参与这种试验性项目并不容易。因此，沙赫和格拉萨诺与Kiva战略和投资团队的其他高级经理磋商后，决定启动一项正式计划。格拉萨诺说：“我们明确了Kiva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一个影响力模式的研发机构，并将之命名为Kiva实验室。”
Kiva实验室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些失败。譬如，非洲东南部马拉维共和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资助的养猪项目，用猪仔来偿还贷款。“这种做法很可爱，但后来猪的价格暴跌，导致无法收回成本，”吉斯说：“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想法很不错，但就是行不通。”
Kiva实验室会优先考虑没有其他资金来源可以选择的社区，比如难民和灾区。例如，Kiva与菲律宾的一家社会企业，内格罗斯妇女未来基金合作，援助2013年袭击菲律宾的台风“海燕”的幸存者。负责该项目的经理雷蒙德·塞里奥斯（Raymond Serios）说：“我们提供过桥贷款，让那些垮掉的企业重新启动，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但后来我们意识到，其中许多人甚至连个屋顶都没有，他们仍住在疏散中心。因此，我们决定，第一步先提供住房重建贷款。虽然我们有许多其他出资人愿意帮助我们提供商业贷款，但只有Kiva提供住房重建贷款。”
到2013年底，Kiva实验室已通过农业、教育、能源、移动技术和其他领域的70多个合作伙伴发放了约800万美元的贷款。贷款资金来自于Google.org提供的一笔3年期300万美元赠款。思科基金会（Cisco Foundation）和穆拉戈基金会（Mulago Foundation）也提供了数额不小的资金和物资。通过使用捐赠来鼓励各种实验性项目，Kiva实验室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数据点，证明了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提供贷款的价值。
Kiva实验室鼓励新的、更有影响力的小额信贷项目的努力受到了赞扬。迪恩·卡兰在2014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通过Kiva实验室，捐助者可以提供补贴，来鼓励贷款人承担额外风险，从而推动小额信贷的创新。结果是，贷款人有动力去修改贷款合同，以改善穷人获得信贷的渠道。”
突破：针对社会企业的影响力投资
早在2012年，Kiva就开始与社会企业合作。格拉萨诺说:“当时我们寻找的是有发展前景的使命驱动型组织，它们不一定是贷款机构，但金融服务仍然是其商业模式的关键部分。”
其中一个合作伙伴是Sistema Biobolsa，这是一家墨西哥企业，向农民出售“生物分解设备”，用于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沼气和有机肥料。Sistema Biobolsa的首席运营官埃丝特·阿尔特弗（Esther Altorfer）说：“如果没有Kiva用无息贷款让最贫穷的客户也能买得起我们的产品，我们就不可能开发出普惠贷款计划。”
Kiva也开始意识到了，其所提供的贷款支持往往能推动社会企业本身的成长。例如，Kiva给社会企业Babban Gona提供了5万美元的信贷额度，帮助它建立还款记录，以便以后从其他投资者获得更多资金。这家以扶贫为宗旨的社会企业为尼日利亚的小农户提供贷款业务。通过这种方式，Kiva的投资团队开始探索能否在更大范围内地充当高潜力社会企业的影响力投资者，即便某些社会企业并不契合Kiva的传统运营模式。
2016年，Kiva正式启动了“社会企业投资计划”，向初创期的社会企业提供贷款，帮助它们扩大规模。Kiva最早的投资之一是向社会企业myAgro提供5万美元的贷款，myAgro通过手机应用程序为西非马里的农民提供理财计划，积累储蓄用于购买种子、肥料和设备。
Kiva的战略计划总监卡洛斯·皮埃尔（Carlos Pierre）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他于2012年加入Kiva，并与斯特本兹合作设计了该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利用影响力投资来填补重要的资金缺口。
“我们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皮埃尔说：“社会企业更多的是谈论影响力，而非财务回报。但主流的影响力投资者却表示，你们没有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你们的销售额还不到100万美元。我为什么要跟你谈？难道没有更多值得投资的企业吗？”
Kiva的社会企业投资计划主要针对那些已经开始创收的企业，它们需要早期融资，将规模扩大到能引起主流影响力投资者兴趣的程度。这些企业面临着经济难题：例如，由于贷款规模相对较小，每1美元贷款的尽调成本很高；一家社会企业一般只申请不到10万美元的贷款，而一家大型小额信贷机构的信贷额度往往超过200万美元。
Kiva试图通过制定分级管理的方法来缓解这个问题，让额度较小的贷款采用更简单的流程和文书工作。此外，这类贷款也伴随着更大的违约风险。沙赫说：“这些是针对高贫困社区的市场化新模式。他们的还款率不会有97-98%这么高。”
尽管Kiva的社会企业投资计划满足了一个重要的需求，但还不清楚Kiva的用户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该计划，他们可能仍然更喜欢传统贷款模式，毕竟那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与借款人建立个人关系。吉斯说：“目前，社会企业投资计划在网站上会与其他典型贷款区分开来。我们对这类贷款进行仔细审查，以确保其有足够的吸引力。只有当用户能收到还款时，我们才会在网站上发布。”格拉萨诺补充说，仅仅依靠众筹是不够的：“扩大贷款规模的关键是获得匹配的捐款。每当我们能获得来自机构的匹配资金，筹款金额就会相应迅速地增加。”
截至2018年，Kiva成功向70家社会企业提供了总计约360万美元的贷款。皮埃尔说:“从对我们的问卷调查提供反馈信息的大约50个组织来看，Kiva每投资1美元，后续就有平均7美元的额外资金投入。
社会企业的影响力投资者对Kiva来说仍然是一个新的角色。相关的一部分业务仍继续由Kiva实验室进行管理，特别是一些需要大量补贴或资金援助的个案，但Kiva的大部分社会企业工作现在已成为其核心业务的一部分。
难点：如何衡量影响力？
在推出了像Kiva实验室这样的影响力驱动项目之后，Kiva希望自身的影响力由此得到了提升。但这无法确定，尤其是Kiva投资的每1个美元所产生的影响是否得到了改善？那些看似有影响力，但规模较小的投资也有尽职调查等固定成本。格拉萨诺说：“我们在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对每一个个案都有争议。要向外界传达影响力就更难了。”
2013年，穆拉戈基金会等外部组织鼓励Kiva制定一个综合评估影响力的框架。过去Kiva的投资组合管理从三个维度做借贷评估：贷款类型的受欢迎程度（基于Kiva网站上评测的贷款人偏好）、与合作伙伴合作的成本以及不还款的风险。投资经理们对有关影响力评估的讨论很不满意，希望能制定出更明确的衡量指标。吉斯说：“他们都习惯了能看到精确的财务数据。而且在评估运营质量方面也已经有了成熟的框架可以运用。因此，他们自然也希望我们的影响力衡量工具达到一定的精度。”
2015年，投资团队增加了第四个评估要素，影响力指标，构成了名为PICR（受欢迎程度popularity、影响力impact、成本cost、风险risk）的新投资组合管理框架，然而，影响力指标仍有些过于简单化和主观化，并非基于详尽的研究。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对投资项目进行研究，并将其应用于投资组合管理耗资巨大。因此，格拉萨诺向万事达卡基金会提议，说服该基金会同意与Kiva建立为期5年的合作关系（自2016年起），拨出800万美元支持Kiva实验室。此次合作将有助于加强Kiva在影响力评估方面的能力，包括雇用训练有素的专家。来自Samasource的周迪（她之前在Samasource建立了一个影响力框架）成为了Kiva的影响力总监。
周迪回忆道：“当时大家对很看好引入影响力评估，但总体方向还不明确。在影响力的问题上弥漫着一种恐惧感，甚至可能是羞耻感。但这完全没有必要。”格拉萨诺和周迪说服管理团队采用Kiva实验室做为探索性平台，这一部分的投资组合需要有别于Kiva的传统型投资组合，以资助为主要资金来源，在减轻财务压力的前提下敢于冒险，此举意义重大。
到2018年，周迪和她的团队推出了新版“影响力评分法”，比以往更系统地整合了关于影响力的证据。评分流程首先从深入查阅学术文献，收集关于不同场景下的贷款所产生的影响力证据开始。该流程有助于识别和记录具有最大影响潜力的借贷实践和产品属性。相应的数据库会不断更新：每当发现一个前景可观的贷款项目时，团队就会为其创建一个“标签”，并根据它增加影响的证据强度给予“高”、“中”或“低”的评级。
用标签对贷款产品进行编码，有助于生成反映其潜在影响力的“产品分数”。例如，数据库中有一个标签，用于评估为借款人提供贷款偿还宽限期，会增加他们未来收入的证据。还有一个标签追踪的研究表明，制定与借款人现金流（比如，农民在庄稼收获后会有更多的钱）紧密适配的还款计划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贷款的产品得分只是构成其总体“影响力得分”的三个维度之一。第二个维度是贷款的“目标得分”，该得分追踪所触达的细分领域，并基于来自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关于特定地区的贫困和金融服务多样性的数据。第三个维度是“流程质量得分”，它反映了实施贷款的合作伙伴的表现（基于尽职调查）。Kiva已开始使用这些分数来确定借贷机会的优先级，并管理其整体投资组合。投资团队由30人组成，他们管理着约1.5亿美元的资产，不仅为合作伙伴设定总体得分目标，也为各个贷款产品设定得分目标。
Kiva向循证策略迈进的过程，与其他重视影响力的组织的努力不谋而合。周迪说：“我们确保不让任何人错误地认为这些分数是精确的。无论实际分数是多少，总会有偏差。我们的重点是区分哪些东西真正产生影响，哪些没有。”
▲ 尤兰达是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一家农业和园艺商店的老板，她用来自Kiva的一笔5000美元贷款翻新了自己的商店，并扩大了产品供应（照片由布兰登·史密斯摄/Kiva提供）
这样的分数对指导Kiva领导人的工作可能很有帮助。但Kiva的用户呢？用户的动机可能是想做好事，但这种愿望追求的往往是漂亮的照片和感人的故事，而不是影响力分数。沙赫说：“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访问我们的网站，他们并非对所有细节都感兴趣。因此，我们有责任将他们的投资组合引向有充分证据背书的个案。”
正如所有社交媒体公司所发现的那样，管理用户的参与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斯特本兹说：“Kiva成立时的互联网的环境与今天截然不同。如今，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变得更为困难。用户有更多的选择，注意力持续时间更短，而且习惯了推特式的互动。”
如果Kiva将影响力融入用户体验中的方式与用户产生共鸣的方式不一致，那么就有用户流失的风险。然而，向用户提供仅靠故事吸引他们的借贷机会是不负责任的。沙赫说：“我们必须回应用户的诉求，但同时确保我们将资金投到能产生实际影响力的事情上。”
Kiva迄今一直避免让普通用户接触过于复杂的东西。对希望看到的贷款类型有明确偏好的用户，可以选择特定的标准作为筛选条件。除此之外，Kiva网站会使用影响力分数作为决定借贷机会呈现顺序的众多考虑因素之一，来引导用户关注有更大影响力的贷款项目。
“我们已经将影响力分数整合到了排序算法中。”周迪说：“以往我们的网站排序完全根据用户的点击浏览记录生成。但现在我们添加了影响力指标，并追问：转化率有变化吗？整体贷款有变化吗？如果没有，我们将用同样的金额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Kiva通过算法“管理用户”的做法可能被某些人视为一种操纵或家长式作风。但梅西认为这是一种提升Kiva影响力的实用方法。“如果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Kiva使用影响力评分来确保合适的人从Kiva的平台中受益，并且以最高效的方式实施借贷，这是更负责任的做法。”
未来：大胆超越小额信贷的传统
▲ 现任首席执行官内维尔·克劳利（左）和第三个联合创始人兼前总裁普雷马·沙赫（中）
2018年底，沙赫宣布卸任总裁一职，将公司未来的领导权交给了2017年加入Kiva的首席执行官内维尔•克劳利（Neville Crawley）。克劳利曾先后在知名对冲基金和咨询公司任职，这在非营利行业看来似乎有些另类。但克劳利解释说，他在中国贫困地区生活的经历以及与尼日利亚的低收入客户工作的经验，让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克劳利曾担任软件和数据分析公司Quid的首席执行官，带领该公司成功扭转颓势，这让他在战略思维、财务管理和筹资方面也有着良好的往绩记录，这些技能对Kiva的未来至关重要。
在克劳利的领导下，Kiva变得更加雄心勃勃和高调。为了在普惠金融领域取得更快的进展，克劳利希望Kiva迅速扩大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并推出新的项目。
“Kiva面临的不是资源问题，而是分配问题，”克劳利说：“有数十亿美元存在大银行，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也没有获得多少回报。如果我们能将其中一部分存款投资于尼日利亚或柬埔寨等国家的借贷机会上，这将产生更大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投资。”
在这个新愿景之下，2007年吸引了奥普拉观众的Kiva将何去何从？克劳利认为，Kiva没有理由将资金来源限制于个人贷款人。他不再将个人投资者与借款人的连接视为重中之重，而是专注于确保和扩大所产生的影响。克劳利说：“我们正在全方位应对普惠金融的挑战。我们相信，这种多管齐下的方法给予我们最大的机会实现大规模、有意义的影响。”
周迪补充道：“我们能有今天的成就，个人投资者功不可没。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影响力规模有更宏大的未来。这意味着要对未来持开放态度，以后我们全部资金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于众筹。”
那么Kiva对“将人们连接起来”和“贷款”的承诺怎么办（Kiva最近从其最初的使命宣言中删除了这两个表达）？克劳利说：“我们正在探讨所有这些策略，有些人批评说我们已经背离了使命，但我们的使命宣言尚未赶上现实的发展。因此，我们集体反思，让Kiva员工建言献策，反复打磨一份我们认为能获得强烈支持的使命宣言。”
在克劳利的领导下，Kiva正在挑战其长期的内部假设，即不能收取利息。Kiva正在引入一种分级管理方法：最前沿的贷款仍将不收利息或采用低利率，但有主流产品且产生足够现金流的成熟小额信贷机构将需要支付较高的利息或平台费。
Kiva期望其整体投资组合能获得正的净收益，以保证自身的可持续性，因此它越来越不像传统慈善机构。克劳利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假如我们对部分资金附加了5%或10%的利率，相比于其他资本提供者，这仍然是合理的。这将使我们能够提供比原本更多的资本，也有利于扩大我们的整体影响力。”
此外，克劳利还计划增加对机构的贷款力度：“我们已经问过较大规模的合作伙伴：’如果以当前费率再给你们提供额外500万美元的资金，会有帮助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些资金不必进行众筹，将来自基金会或其他机构。”
Kiva的新使命伴随着一个新愿景，即“打造一个普惠金融的世界，让所有人都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更快地实现这一愿景，Kiva现在将自身定位为不仅仅是一个贷款平台。而是通过建设技术基础设施，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人们纳入全球银行体系铺路。
不妨想想全球尚无银行账户的17亿成年人。克劳利解释说：“没有银行账户的人的确可以从邻居、放贷人或小额信贷机构那里获得并偿还贷款。但他们仍然无法就某些事情（如建造房屋）获得贷款，因为他们的借贷记录没有以正式身份记录在征信机构。”因此，克劳利正在牵头一项名为“Kiva协议”（Kiva Protocol）的新计划，目的是帮助所有人获得数字化身份。这个由数百万美元赠款资助的试点项目，将使用前沿的分布式账本技术为塞拉利昂的700万公民（其中80%没有银行帐户）构建一个数字化身份识别系统。塞拉利昂项目于201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旨在展示如何有效地整合来自各类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数据，从而帮助生成个人的信用记录。
克劳利带领下的新Kiva正在推行的大胆战略，远远超越了其作为小额信贷众筹平台的最初使命和传统。随着Kiva继续探寻自己新的定位，这项举措需要经受重大重组和人员更替。“去年是我们士气低落的一年，主要是员工对Kiva文化以及他们如何融入Kiva的新世界表示担忧，”Kiva首席财务官兼首席运营官帕姆·扬奇克·康纳利（Pam Yanchik Connealy）说： “但我们也看到，员工们积极拥抱新战略，对自己在公司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然而，关于Kiva新的定位问题尚未尘埃落定。它应该将自身视为科技企业吗？还是一个试图成为自力更生的社会企业的非营利组织？ 一个影响力投资者？所有这些身份真的有可能平等共存吗？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本文刊于SSIR中文版10期作者：贾斯吉特·辛格（Jasjit Singh），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可持续发展学教授兼战略教授。他还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社会影响倡议的学术主任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社会创业计划（ISEP）的联合主任。
关联阅读